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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派理论之唯心观分析(二)
乐咏居士
就当时理学各支系理论来说,湘学之“性本论”主要以体现人本精神而见长,所以在传道育人方面,胡宏与张栻的“性”之对于“人性”的解释更接近于现代人的理解。胡宏认为人性本取“中”,这比传统儒学理论以善恶言人之本性、划圣、凡等级更加理性,他认为人之好坏决于后天修为,从而肯定了人性之先天平等观。所以湖湘学派在传播过程中特别强调“知”与“行”的协调统一,“知”即知识,行则为践履,胡宏在其《知言·好恶》一文中云:“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知,习然后能,能然后用,用无不利。”提倡“体用合一”,从而形成了把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湖湘学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湘学对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诠释,胡宏、张栻极力反对程朱理学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论,认为天理与人欲都为人之本性所有,二者同体,别于心“用”。说“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性本然,非外来也。”“小人好恶以已”为人欲,“君子好恶以道”即天理,关键在于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天理”“人欲”同体,互为制约,这也与其“人性本中”的命题是相一致的。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诠释“人欲”,这于解释当今社会之腐败现象也是说得过去的,且更体现其人本主义观点。这在当时,对提高人们的社会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湘学理论的社会贡献
一般认为,人类文明经由了三个阶段,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现代文明。在中国,农业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清末的洋务运动才开中国工业文明之先。
洋务运动是指以清慈禧太后为首的洋务派以开放经济、引进西方先进工业制造技术及管理理念为手段而开展的革新政治、救国救亡运动,其中,洋务派中不乏大批湘籍士人,而主要干将即来自湖南湘潭的晚清重臣、理学家曾国藩。应该说,曾国藩由于在平定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政局方面不可磨灭的功劳,慈禧晚年对他特别倚重,其政见多来源于曾,而洋务运动正是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所在。
洋务运动之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贡献并不在于洋务之本身,而更多地体现于它使长期处于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实现了向工业文明国家行列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动并不逊色。湖湘士人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军,当然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湖湘仕子都是在湖湘文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湖湘文化之精髓与内核来自湖湘学派。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南宋以后,如“元欧阳原劲,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可见湘学之与湖南人物的关系,正是这些人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永标史册的湖南印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学派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
总之,湖湘学派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由于它的宇宙观是建立在唯心的“性本论”基础之上,时至今日,当然有很多东西是不足效法的,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抹杀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实际上,湖湘学也有很多思想是我们现在仍可以借鉴甚至于适用的,包括它的治学理念与经世思想等。比方说,现在中央一直在抓反腐倡廉,腐败问题长期以来久禁不止,而在湘学中,它却以“天理”与“人欲”关系对这种现象作了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于现在的教育中杂以这种辩证关系的宣传,腐败问题是不是会有所扼制呢?
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我们既要看到湘学在当时社会革新中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于当今社会发展中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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